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党史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要“树立正确党史观”。正确党史观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学习党史所形成的基本原则、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和参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仅十分注重研究学习党的历史，而且还就研究学习党史的意义、党史的研究对象和分期、研究学习党史的理论和方法等问题做过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形成了自己的党史观，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

　　毛泽东同志十分擅长运用党史研究的丰硕成果来指导革命和建设实践。首先，毛泽东同志认为研究党史是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前提，“什么事都需要经验，什么好的政策都是经验之总结。”也就是说，只有科学梳理与系统总结我们党在过去历史征程中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才能为制定新的路线方针策略提供强有力的实践依据。比如，“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团结—批评—团结”方针的提出与推广运用等都充分彰显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史研究成果的熟练运用。其次，毛泽东同志认为摸清中国的具体实际对于推进理论创新至关重要，并且只有研究党史才能真正把握中国的实际情况。1962年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若离开历史经验的总结，就难以创造出合乎革命和建设实际的思想理论成果。再次，毛泽东同志十分注重并且善于运用党史对全党进行行之有效的教育。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指出：“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二）

　　毛泽东同志除了一贯强调加强党史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之外，还身体力行地带头研究学习党史，进而推动研究学习党史在全党蔚然成风。首先，毛泽东同志认为研究党史必须明确研究对象，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认为进行党史研究必须把重心放在中国，而不是“言必称希腊”。重点研究党的历史全过程，至少包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党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中逐步成长和发展的历史等内容。尤其要研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才是反映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本质的东西所在。其次，毛泽东同志认为研究党史必须搞清楚党史分期问题。1942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把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党成立到大革命失败，第二个阶段是十年内战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抗日时期。毛泽东同志还具体分析了三个阶段革命所打击的目标、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力量、革命的统一战线，以及我们党在这三个阶段取得的成功经验和获得的教训。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同志又明确指出，我们进入了一个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新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主要任务是在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进行工业化建设和三大改造。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从此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1956年4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说：“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再次，毛泽东同志认为研究党史还必须历史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大会议、重要人物。对于重大事件，毛泽东同志总是能够抓住本质，把握相关事件的内在联系，作出科学评价。比如评价“一二·九”运动，毛泽东同志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的讲话中阐述了红军长征和“一二·九”运动的密切联系，指出：“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族抗战的发动。”对于重大会议的评价，毛泽东同志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放在党的发展的宽广视野中来审视，从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比如对于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对于重要人物，毛泽东同志认为应该以大局为重，不要感情用事，更不能绝对化。比如对于犯过错误且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失的陈独秀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1942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学习组讲话时就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三）

　　毛泽东同志不仅深刻阐述了为什么要研究学习党史以及党史主要研究学习什么等问题，而且还清晰指明了研究学习党史的科学方法。首先，毛泽东同志认为研究学习党史必须采用“古今中外法”，强调研究者不仅要用发展的观点考察历史，还应当把研究对象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放到国内外大背景下进行分析,不能割裂历史，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其次，毛泽东同志认为研究学习党史还必须善于运用比较研究法。比如1925年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同志站在中国革命发展前途的高度深刻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再如1962年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另外，毛泽东同志还展开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比较，以宽广的国际视野，阐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征，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此之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在此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再次，毛泽东同志认为研究学习党史必须运用好辩证分析法，反对肯定一切与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倾向。例如对于五四运动，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整个运动的发展。”又如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学习和时局》中强调：“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

　　（作者：安徽大学红色文化研究中心、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崇旺、吴天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