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慰农：工人运动的先驱

李慰农（1895—1925），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在巴黎发起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1923年11月转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1925年初奉党中央指示回国赴山东工作；4月底接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同年7月，在领导青岛工人罢工斗争期间被北洋军阀逮捕和秘密杀害。

在青岛南区团岛海岸的一片高地上，静静矗立着一尊雕像，神态坚毅而安详。深情守望着这座他热爱的城市，守望着栈桥上漫步的游人、沙滩上嬉戏的孩子，以及胶州湾穿梭不息的轮船。96年前一个漆黑的夏夜，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中共青岛党组织负责人李慰农就在这片海滩上被北洋军阀秘密杀害——他也是在青岛为革命献身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如今，烈士牺牲地原址已建成李慰农纪念公园。

新思潮的洗礼

李慰农原名李尔珍，又名李味农，1895年9月生于一户佃农家庭，兄弟姐妹六人，慰农居长。李慰农祖籍江苏句容，祖辈于明朝初年迁至安徽巢县方集（今巢湖市庙岗乡）油坊郑村定居。李慰农少时家贫，2岁起寄养于外祖父家中，童年期间帮着放牛和做些简单农活，农闲时由外公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颇通“洒扫应对”“爱亲敬长”之道。李慰农父亲年轻时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但因没有文化，日子过得很艰难，认识到“没有学问干不成大事”。李慰农9岁时，父亲为摆脱贫困，改变命运，节衣缩食，先后送他到两个塾馆念书。李慰农敏而好学，发奋读书，生于忧患加上贫寒的家境，养成了他勤勉上进的品行和少年老成的性格，深受业师韦树恒喜爱，被委以塾馆“学长”，取“儒为席上珍”之意，为其起学名“李尔珍”，勉励其珍惜机遇，戮力上进。

1905年，李慰农考取了设在柘皋镇的县立高等小学堂。他一面读书，一面从事农业劳动，加深了对农村疾苦的了解，亦埋下了日后改革社会的志向和抱负。洋学堂的熏陶，不仅开拓了视野，也在李慰农头脑中灌注了各种新思潮，养成了他在那个动荡混乱的岁月中，主动关心时事、思虑国运的自觉和敏锐。

1907年7月，革命党人徐锡麟在安庆举事失败后殉难。消息传到柘皋学堂，师生们无不义愤填膺，潸然泪下。数名热血青年师生拍案而起，在柘皋镇中戏台上举行演讲。李慰农亦被师生簇拥着登台演讲。面对赶集百姓众目睽睽的目光，李慰农言辞激越，侃侃而谈。他从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讲到日俄之战带给东三省的生灵涂炭，讲到帝国主义虎狼环伺、瓜分豆剖，中华民族亡国亡种迫在眉睫的危急之状，并激情诵读了徐锡麟的生前诗作：“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精彩的演讲引得听众一片喝彩和惊异。少年李慰农一时名闻乡里，被人称颂。

1908年高小毕业后，李慰农考入了全县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巢县蛾术学校。在校期间，他以才思敏捷，成绩优异被誉为全校的高才生和“有志之人”。学业之余，李慰农还广泛涉猎时政新书，举凡郑观应《盛世危言》、康有为《戊戌奏稿》、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仁学》以及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等，让李慰农耳目一新，视野大开，书中的许多前所未闻的见识和新知，深深影响了这个小镇青年，为其观察外面世界，更深地了解天下大事和时局变迁，开启了一扇明亮的窗户。

1912年，17岁的李慰农中学毕业后，由于家庭困难，无法继续升学，只得回乡担任小学教师。在这期间，他比较广泛地接触了农民，观察了农村面貌，并先后阅读了《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论述工农业生产方面的古籍，并受到很大影响和启发。目睹了中国农村的落后和农民流离失所的残酷现实，青年李慰农萌发了“农业救国”的民本思想。他认为科学可以救国，改良农业也可以使农民富裕，遂立志为改革耕作制度、改善农村面貌、改变农民处境而有所作为。

1913年，不甘偏居一隅的李慰农舍弃了乡村教师的职业，怀揣理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芜湖的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希望在这所免费的公办学堂里学有所成，投身于他所向往的振兴农业事业，并将“尔珍”的名字改为“慰农”，以示志向。

第二年春天，李慰农携同窗好友泛舟于马鞍山采石矶。恰其时，惠风和畅，极目眺望，烟波浩渺，滚滚长江一泻千里，李慰农襟怀大开，触景生情，写下了《游采石乘轮出发》一诗：

      浩浩长江天际流，风吹乐奏送行舟。

问谁敢击中流楫？舍却吾侪孰与俦。

刚健的诗句，蓬勃的情怀，舍我其谁的气势，抒发了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心怀天下、昂扬进取的壮志豪情。同乡好友陈原道看到后赞不绝口，立即抄下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辛亥革命后，内地社会风气大开，新文化运动波及全国，各种新思潮风起云涌，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皖籍进步知识分子从文化思想领域入手，启迪民智，激荡民情，宣传科学思想和民主精神，从而推动社会进步，达到开展政治革命的目的。当时的安庆、芜湖是安徽最为开放的城市，李慰农所在的芜湖“二农”，校园里民主、革命气氛十分浓厚，许多青年爱国学子在民主思想熏陶下，反帝、反封建热情高涨。求学期间，安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高语罕对其影响颇大。高时任芜湖五中教务主任，著有《白话书信》，传播新文化思想。李慰农很快成了《白话书信》的热心读者，通过阅读《白话书信》以及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等其他进步书刊，初步接触到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了解了苏联十月革命的情形，思想上发生急剧的变化。1918年，李慰农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被留校聘任为学校农场管理员，月薪60元银洋，待遇可谓丰厚。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工作之余，依然关注国事，留意民情，联络进步师生，一起研讨社会主义思潮，探索救国之道。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芜湖后，李慰农和“二农”进步师生王肖山、朱大猷等联络芜湖各校师生，积极组织罢课和游行示威，相继成立芜湖学生联合会、中小学教职员联合会，开展抵制和查封日货，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同年暑假，李慰农仍留在农场负责联络芜湖各校的学生运动。此时，天津学界派代表马骏、韩致祥到芜湖同他会晤，建议由芜湖学联发起组织芜湖各界联合行动，推动反帝爱国运动的开展。李慰农极为赞同，即刻四处通知假期回乡的学生积极分子迅速返校，发起成立芜湖各界联合会，促进了芜湖反帝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扩大了五四运动在安徽的影响。李慰农也在这个社会大变革中，随着时代的潮流不断前进，成为芜湖学界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之一。

同年夏天，回乡休假的李慰农，利用暑期之机，仿照《三字经》体裁，为本村小学编写了一篇以五四运动为内容的乡土教材。他在这篇200多字的短文中写道：“卖国贼，曹陆章，订密约，卖鲁矿；青岛失，济潍张，媚日本，国权丧。君思日，更感伤，愿同胞，细思量，头可断，志不移.......”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韵文，很快通过学童之口在巢县城乡广为传播，宣传了五四的反帝反封建爱国精神。

1919年前后，出国勤工俭学之风兴起，经过五四风潮洗礼的李慰农，渴望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接受新的人生历练。同年秋末，中国华法教育会在安徽招考第九届赴法国勤工俭学学生，得知消息的李慰农，不惜放弃学校农场管理员的优厚待遇，毅然报考，并以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被法华教育会录取。

 

从巴黎到莫斯科  

1919年12月25日，为追求真理，在更广阔的天地里一展抱负，青年李慰农告别祖国和亲人，与蔡和森、陈延年、陈乔年及“二农”同学尹宽等50余人一道，由上海登上昂特雷蒙号邮轮，跨越印度洋和大西洋，踏上赴法勤工俭学的航程。经过40多个昼夜航行，邮轮停靠法国马赛港，换乘火车北上，于1920年2月抵达巴黎。

李慰农先后在巴黎鞋刷厂和蒙达尼胶厂做工。他一边劳动，一边补习法语。法国曾是十九世纪中期欧洲革命的重镇，随着工业革命的突飞猛进，工人阶级兴起，社会主义思想广泛流行。此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欧洲工人的日益觉醒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没落。在瞻仰巴黎公社社员墙时，李慰农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多么希望自己的祖国也能来一场横扫没落封建专制的革命风暴啊！

当时，在法国的中国学生中有两个比较有影响的团体。一个被称为“勤工派”，由最早赴法的李维汉、李富春等人组成，他们在法国最先接触到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书刊，更倾向于温和的社会变革及无政府主义，认为勤工俭学就能达到美好理想。受此影响，李维汉等人于1920年在巴黎发起组织了一个“勤工俭学励进会”，简称“工学励进会”，其宗旨是“联络一班人共同做事互相勉励，疾病救助，工学交互”，为将来干一番事业做准备。另一个由蔡和森为首的“蒙达尼派”（由在蒙达尼公学的中国学生组成），“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仿效俄国革命的方法”。由于蔡和森在国内已了解马列主义，是带着革命的目的来法国的，他成了法国留学生中最早接触、学习并传播马列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先行者。显然，“蒙达尼派”是一个更带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组织。

李慰农刚到巴黎时，正值李富春等组织发起“工学励进会”。他立即响应，联络皖籍同学，也组织了“工学励进会”。同年8月，“工学励进会”改名为“工学世界社”，消除地域界限，社员发展到30多人。后来，在蔡和森、李维汉的影响下，两派学生组织逐渐靠拢，于9、10月间在蒙达尼召开全体社员会议，统一思想，统一组织，统一行动。经过讨论，来自巴黎和蒙达尼两地的社员，大多数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宗旨，“工学世界社”也因此成为法国出现的中国共产主义性质的早期组织。李慰农虽然因故未能参加这次会议，但在获知这一宗旨后，立即表示完全赞同，并积极参与创办“工学世界通讯社”，撰写稿件，向国内报道留法勤工俭学和华工运动动态，同时潜心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为留法进步学生中的骨干分子。

1921年，李慰农参加了蔡和森等领导的三次针对北京政府和法国当局的学生运动。第一次，由于华法教育会宣布同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停发维持费，声称要将学生遣送回国，导致学生陷入求学无门、生活无着的绝境，迫使学生采取激烈行动，发起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斗争。2月28日，蔡和森、李慰农、王若飞等带领400多名学生向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陈箓请愿。这次斗争虽然遭到军警驱散而失败，但也迫使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答应延长3个月的救济金，继续帮助学生早工作、入学校等，以平息事态。第二次斗争是同年6月间，勤工俭学生反对北洋政府出卖民族利益而掀起的“六八”拒款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李慰农和王若飞等23人联名在巴黎等地书写、散发传单，揭露北洋军阀派代表团到法国秘密借款，购买军火打内战的实质。斗争的结果最终迫使法国政府宣布暂缓借款。事后，法国政府和北洋政府因此惩罚学生，宣布从9月15日起停止发放“维持费”，甚至中法里昂大学也不再招收这些穷学生，由此导致了第三次学生运动——“占领里昂大学”。9月，留法勤工俭学生为争取求学权，又发动“争回里昂大学”的斗争。9月21日，在蔡和森、赵世炎的带领下，100多名留学生占领了里昂大学。斗争中，李慰农和向警予等负责宣传联络工作，印发传单，用法语做街头演讲，揭露军阀政府勾结法国当局迫害中国勤工俭学生。学生抢占校园的行为招致了警察的干涉，绝大部分学生被关押，除赵世炎等3人被救出外，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其余104人，被法国政府强制驱逐回国。在为被遣送回国学生的募捐活动中，李慰农慷慨解囊，将自己做工节省下来的工资捐献出来，资助回国的同学，是留法学生中捐款最多的一位。

经历了三次“里大”斗争的李慰农，思想上、政治上逐渐成熟。与此同时，一批志同道合的学生，也在在共同的信仰指引下走到了一起。1921年春，赵世炎、周恩来等在法国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李慰农也参加了筹备工作。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织成为旅欧各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等）革命者和进步学生的中心。1922年6月，李慰农和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18人，在法国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召开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邓小平、李慰农等住在一起，被编为一个小组，李慰农任组长并被指定为蒙达尼方面的负责人。同年冬天，经中共旅欧支部研究批准，包括李慰农在内的一批符合条件的“少共”人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23年2月，李慰农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旅欧少共临时代表大会。会上，根据上海党中央指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正式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周恩来任书记，李慰农为支部成员，出版机关刊物《少年》（后改为《赤光》）。

紧张劳动之余，李慰农努力学习语言，熟练地掌握了法语，而且还自学德语和俄语，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积极为《少年》月刊撰稿，热心参加“共产主义研究会”的活动，经常以通信方式分析中国的现状，论证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同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论争。

随着形势的发展，为适应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培养党的骨干力量，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从1923年3月起，中共旅欧总支部分批选送人员到苏联学习。同年11月，李慰农、尹宽等10人从巴黎出发，经柏林转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并参加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李慰农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就自修了俄语，功底比较扎实。来到东方大学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直接听懂俄语讲课，并做了很多读书笔记。他先后学习了列宁的《共青团的任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以及《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并阅读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政治水平和理论修养获得了很大提高，进一步坚定了其共产主义信念。

李慰农刻苦学习、钻研马列是出了名的。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期间，李慰农学习边思索，试图以科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李慰农认为：通过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可知，共产主义并不一定要在资本主义发达之后才能产生，落后的民族和国家一样有希望获得革命的成功。关于中国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问题，他曾说到，中国的工人阶级“人数虽不十分占多数，但他们的力量是最容易集中，是可以直接与有产阶级交锋，是革命的先锋军”。“中国是农业国家，农民占最大多数”，是革命不可或缺的力量。李慰农提出组织农民要从组织农会和农民教育入手，在先进组织和思想领导下，发挥他们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作用。“农会工会连成一气，如此则革命根基方建筑得稳固”。凭着对农村状况的熟悉及农民问题的独特见解，李慰农在留学生中赢得了“农民博士”的称誉。5年留学生涯的锤炼，使李慰农从一个热血青年脱胎为胸怀坚定理想信念的职业革命者。

 

掀起反帝浪潮

1924年，中华大地风起云涌。随着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大革命的浪潮由南向北席卷全国。国内革命斗争形势迅猛发展，急需大批干部，中共中央陆续抽调旅欧、旅俄的同志回国工作。1925年新春，李慰农奉调回国，先是在济南中共山东省地方委员会工作。不久，因为青岛党的负责人邓恩铭，在领导工人运动中遭到山东军阀政府通缉，无法立足，李慰农被派到青岛接任市委书记，同时领导着一场正在酝酿的大规模的反帝浪潮。

当时的青岛是中国产业工人集中的城市之一，也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前哨阵地。1897年德国侵占青岛后，建立四方机车车辆厂，出现了第一批产业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德宣战，出兵占领青岛，攫取了德国在青岛的权益，并陆续兴建了大康、隆兴、日清、长崎等10余家日资工厂。到1925年，四方村已发展为工业重镇，产业工人及其家属达10万之多。

受命于危难之际，李慰农无所畏惧。他性格沉静，果敢干练，处事极有条理。一到青岛，便深入工人最集中的四方村开展工作，很快建立了中共四方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在巩固党组织的同时积极筹建工会组织，创办了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夜校，传播《向导》和《中国工人》等书刊。他常常穿着一件藏青色旧西服，穿梭于工厂之间，到工人夜校进行演讲，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比喻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深受工人的欢迎。凭借着卓越的组织能力，在极短时间里建立了以产业工人为核心的各行业的工会组织。

1925年4月，日资四方大康纱厂工会名册被厂警查获，许多工会积极分子遭逮捕、拷打和开除。李慰农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发动工人罢工。4月19日，4000多工人在党组织和工会的领导下宣布罢工。工人们散发《青岛大康纱厂全体工人泣告书》，正式向日本厂方提出承认工会，增加工资，保护童工、女工等合理要求。但日本厂主却断绝工人伙食，武装包围工人宿舍，企图以武力迫使工人复工。于是，李慰农派党员分头联络附近的隆兴、钟渊、富士等工厂的工人前往声援，罢工人数猛增至2万多人。

在罢工高潮中，李慰农总揽全局，始终和工人在一起。他将市委机关秘密迁至四方村，就近领导罢工斗争。为了扩大罢工的政治影响，他又组织胶济铁路总工会及四方机厂工会全体工人全力声援罢工斗争，发动青岛各界人民特别是学生，组织“罢工后援会”，在青岛《公民报》特辟工潮专栏，报道罢工斗争情况，揭露日本厂主与奉系军阀勾结压迫工人的罪行。罢工浪潮迅速波及青岛全市，并引起全国反响。上海日本各厂的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发表宣言，表示“如果青岛日本厂方不答应工人的要求，上海就要举行同盟罢工”。全国铁路总工会也号召铁路工人以实力相助。5月9日，由日本驻青岛领事和中国青岛商会出面调停，与工人代表签订9项复工条件。

日本厂主迫于强大的政治和舆论压力，不得不暂作让步。5月9日，由日本驻青岛领事和中国青岛商会出面调停，与工人代表签订9项复工条约，坚持了21天的青岛工人联合大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5月中旬，刚刚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刘少奇到青岛视察工作，赞扬青岛工人罢工斗争精神，同时认为敌人的势力还很强大，提醒李慰农要警惕敌人的反扑。

果然，罢工胜利后不久，日本厂主不甘失败，他们一面制造种种借口向工会挑衅，并采取造谣、收买、分化、开除、关厂等手段收买和威胁工人。一面通过日本政府驻京公使、驻青领事发出通牒，胁迫奉系军阀取缔工会。而青岛警察厅长陈韬则仰承日人鼻息，于5月25日出动武装警察包围了大康纱厂，强行解散四方各厂工会，并开除50代表50余人。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李慰农迅即召集工会骨干，发动大康、内外棉、隆兴等厂工人，于次日下午举行第二次同盟罢工。5月28日，日军以“保护日侨生命财产”为借口，从旅顺调来两艘兵舰，登陆镇压罢工运动。奉系军阀张宗昌则电令胶厂督办温树德对工人“武力解决”。29日黎明，反动军警3000多人会同日本水兵包围大康、内外棉、隆兴纱厂，封闭工会，武力驱逐工人出厂。当工人列队出厂时，日兵和军阀部队竟丧心病狂的开枪射击，当场死亡8人，重伤17人，轻伤无数，被捕75人，被押回原籍失业者2000余人，被日人暗杀，“后抛入大海和下落不明者，更难以计数”。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奉系军阀一手制造的青岛惨案。它与次日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合称为“青沪惨案”。

5月31日，中共青岛市委和李慰农联络国民党青岛市党部的左派人士，通过胶济铁路总工会和青岛学联，成立了“沪青惨案后援会”，在济南、青岛、张店等地铁路工人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的罪行，发起募捐活动，救济遇难者家属和受伤的工人。6月5日，李慰农组织和领导四方机厂1800多名工人，冲破敌人封锁，举行游行示威。16日，青岛国共两党举行各界3万多人参加的雪耻大会，号召各界人民誓死援助上海罢工工人和商学各界；对英日实行经济绝交；召开国民大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这个号召得到青岛各界人民的拥护。会后，成立了青岛各界联合会，统一反帝斗争的行动，继而在全市掀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反帝斗争怒潮。

7月23日和24日，为反抗日本厂主寻衅打骂和虐待童工，李慰农等组织和领导大康、内外棉、隆兴纱厂工人，举行第三次罢工，并提出10项复工条件。这是6月5日以来罢工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李慰农自清晨至午夜，处理着各种紧迫的问题，工作常在18小时以上。在斗争中，充分显示了其组织才能和领导水平。在李慰农等的组织和领导下，青岛工人阶级和市民反帝斗争力量不断壮大，反帝风暴席卷城乡。

慷慨就义

青岛工人的3次大罢工斗争，在经济上、政治上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因此，军阀官僚与日本厂主对李慰农及其领导的工会组织忌恨有加，欲意除之而后快。日本驻青岛领事、日本厂主及青岛买办资本家，以30万元重金贿赂奉系军阀、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要他出面镇压工人运动。接受贿赂的张宗昌，命令温树德出动大批军警包围四方村，封闭了胶济铁路总工会和沪青惨案后援会，四方机厂和各纱厂工会也被捣毁——反动军阀再次向工人举起了屠刀。此时，党组织和工友们发觉情况异常，提醒李慰农注意安全。但李慰农早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坦然地说：“不用管我，目前最重要的是提高警惕，保卫工会。”

7月26日夜，正在小鲍岛开会的李慰农，突然得知军警正在四方村一带搜捕自己。本来他可以安全脱身，但想到宿舍里还有党的秘密文件，便毅然赶回住处，刚烧毁文件，军警就破门而入。在狱中，敌人要李慰农供出“同党”，李慰农笑答：“青岛10万工人全是我的同党！”敌人恼羞成怒，对李慰农动用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在敌人的法庭上，他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反动军阀的卖国行径，大义凛然的宣称：“我来青岛，是因为青岛是中国的青岛，是山东的咽喉，我希望打倒帝国主义，先从青岛开始……”1925年7月29日深夜，李慰农被反动军警秘密杀害于青岛东南的团岛海滨，年仅30岁。他年轻时登太白楼曾写下“此地楼何造？名沉太白愁；高风轻势力，大节傲王侯”诗句。李慰农用生命践行了他的忠诚誓言。

8月初，李慰农牺牲的噩耗传到上海，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执委扩大会议临时休会，为烈士默哀。会议作出决议，广泛搜集刊登李慰农的事迹，号召全体党员进行学习，借以推动反帝运动。中共北方区委为他秘密举行追悼会，并表彰李慰农对革命作出的贡献。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报告中，赞扬他的牺牲精神，号召“各工友定要继续此精神而奋斗！”

1989年6月，在青岛解放40周年之际，全市青年集资在青岛海滨公园内，塑造了李慰农的雕像，纪念他曾为青岛、为共产主义事业所做出的贡献。